李老师的话：

    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，李老师从来不往空间里转文章。这次破戒了。

    荷尔蒙让每个人的青春如此地与众不同，以至于无论她是如何地乖戾如何地让人无可奈何，到头来当她离开的时候，可悲的我们还是要忍不住地怀念。

    作为一个即将三十出头的老男人，我时常望着镜子中自己廖若都市夜空中星辰般稀少的头发，告诫自己安心地去做一个怪蜀熟，不要执拗的放不下如发际般飞速退去的所谓激情，还有理想。但是，俗人么，难免心有不甘。

    偶然看到这篇很老的文章。作者甚至比我还要老。此文，老实说，从头至尾的笔触都一贯地轻缓平淡，情感流露也矜持而冷静得恰到好处。然而，每一个同我一样幻想过，投入过，并且自认为文艺过的中老年男人都不会拒绝与作者产生一种共鸣。那是一种充斥遗憾和忧伤的共鸣。

    转载此文，希望就此与青涩的过去彻底别过，以期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李老师这厢丑态百出，皆因为每个人都有，且仅有，一个青春。

《吉它，我们的来复枪》

李方

　　94年底搬家，鸡飞狗跳的，一失手，大立柜顶上一堆空纸盒轰然而落，顿时将我埋了。这是些装过吉它的旧盒子，我和弟弟数了数，多达十个。“我们已经弹坏了十把琴？”弟弟都有点不信。搬完家，我们各自又买了新吉它。那时弟弟正在攒摇滚乐队，少不得添上两把电的。这样，从1987年至今，九年功夫，我们弹了十四把吉它。
　　今天，弟弟是一支大学生乐队的吉它手，刚从一场留头不留发”的斗争中败下阵来。校方说：要披肩发，还是要学籍？弟弟只好从命。而我，由于坠入书斋生活，吉它已越来越变成摆设，偶尔弹几下，得先拿布抹半天灰。弟弟的吉它是我领进的门，现在，有时候还给我弹两段新编的曲子，但已属于“名曲欣赏”一类，请教的意思越来越少。
　　经常，我们意见相左，弟弟就说：“你的吉它，废了。”感觉像是对一个老枪手说：别掏枪了，你的枪已经生锈了。
　　只有不再弹吉它的人，才写吉它。那就是我。
　　说起吉它，真是一言难尽，一把吉它在手，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是它的线条圆润流畅，与提琴相似，都让人想到女人。同时，我一直觉得，抱着吉它的男人很性感，会让姑娘着迷。吉它有葫芦形的腰身，也和女人很象。抱着吉它的时候，腿和胳膊都很舒服，至少不硌得慌。所以我想，弹吉它，弹什么都行，但不要弹古典，正襟危坐，当回事儿似的，就像唐僧误入女儿国，把吉它的浪漫劲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吉它的好味道，是西班牙人弹弗拉门戈，节奏一起，催姑娘们舒展腰肢翩翩起舞，一派骑士时代的余韵。
　　但这种感性的描述显得很外行，有买椟还珠之嫌。实际上，吉它是一种武器，它打下了一片好江山。
　　是男人，就不应该放下武器。和平的年代，不允许持枪，吉它就是我们的来复枪。我一直猜想，台上的摇滚英雄们抱着吉它一通乱舞，无比投入，是在模拟扫射的快感。事实上，以今日世界而论，当摇滚英雄们端着吉它，呐喊着冲进滚滚红尘的时候，其势不可挡，决非任何种的枪械所能比拟。不是吗？开枪，只能把有数的青年送进天堂；而鲍勃迪伦、甲壳虫、滚石他们却凭着吉它，把整整一代乖宝贝从父亲身边夺走。不论父亲还是孩子，终于发现，来复枪做不到的，吉它却做到了。
　　作为濒危动物，如果历史学家在未来世界尚能争得一席之地，当他们回首二十世纪的时候，定会看到，这件事的意义，也许还要大过原子弹爆炸：通过吉它，孩子们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也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世界，与故老相传直到父辈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。人类苦难的根源，就在于每一代父亲都想把自己的世界强加给孩子。父辈的世界，所充斥的无非是来复枪逻辑，又是爷爷辈传下来的。人类一向如此。
　　所以，在我十九岁的时候，父亲送我一把吉它，而不是一架钢琴，现在想来，他的远见和开通，仍令我感激不已。要知道，多少摇滚巨星做大男孩时，唯一的梦想，就是一把吉它，却往往不能如愿。那年春天我正面临高考，父亲却抱回一个大纸盒，打开，是一把黄灿灿的红棉吉它。当别的家长鞭打快驴的时候，父亲却很随便地说：“拿去玩吧。”
　　我珍而重之地捧过来，却连怎么抱都不会，像弹古琴似的横架在膝盖上，胡乱拨弄了几下，不成调，也就放下了。那时我正努力成为一个哲学家，终日与尼采、萨特、弗洛伊德厮混，不是思考上帝的生死问题，就是逗同学们讲他们的梦，暗自分析，得出结论他们都是色鬼。总之，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巨人们的呐喊，以至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也就把吉它视为雕虫小技，不屑与之为伍。
　　等上了北大，那年秋天，一次校内音乐会，有几个高年级同学抱着吉它在台上蹦，台下欢声雷动。我想起刘邦说过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。”便急奔回家，床底下翻出蒙尘已久的老兄，背上就往学校跑。
　　北大四年，在系里，在全校，我跳上台弹唱过许多次。本来，我是个见不得场面的人，人多了就结巴，脸都会抽筋，唯独抱着吉它不晕常这种情形，据说军人较普遍。他们上台讲话，本来坦坦的，但一摸腰，没带枪，坏了，立马掉链子，不是说错就是忘词。救场的法子，据说是赶紧递他一把扇子什么的，偷偷别腰里，勉强能对付过去。本文把吉它比作来复枪，不是瞎攀亲，而是确有相通的神韵，给自己壮胆就是一个。
　　我喜欢台下人们向我鼓掌欢呼，飘飘欲仙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以至我得出一个结论：鼓掌产生大麻。但我很快明白，我算老几？其实他们是在给吉它鼓掌。虽说我会弹吉它，但没了吉它也是白搭。只是可惜，许多有权人、有钱人、美人，却迟迟悟不出这个理。
　　我是怎么学会弹吉它的，差不多已经忘了，只是记得鼓捣到第三天上，才唱出一首整歌来。在同学们看来，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。从此，虽然我酒量极劣，却被拉到所有的酒桌上忝陪末座。他们一般不劝我酒，而是喝到六七分上，劝我弹，大家一起唱。当然，用这么功利的说法解释同学之间的交情，是太亵渎了，但我还是因此养成了两个习惯，一是静观醉后百态，二是享受众人皆醉我独醒。这后一种感觉有时太清寂，消受不起，我就放下吉它，用最后一点残酒把自己灌翻。
　　大概我还有点乐感，学了两首歌后，就能试着为别的歌配和弦了。当然，这只是初级水平，不值行家一哂，但在外行眼里也像模像样的。这样，我挨个把当时流行的齐秦、罗大佑、李宗盛逐一糟蹋了一遍，觉得自己不含糊了，夜里竟烧得睡不着，就扛上吉它往未名湖跑。
　　我还算有自知之明，没去图书馆大草坪。除了隆冬日子，那里是北大校园音乐的圣地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就有歌声生长起来。高手们坐中央，调琴清嗓，顾盼生姿；听众围坐四周，啤酒香烟流水般地递将上来。草坪吉它手成分很杂，有学生，本校的，外校的，有教工子弟，有小痞子，有时还有专业人士忍不住技痒，前来小试牛刀。水平参差，难免生了争竞之心，有时会演变成“查琴”。北京话里，“查”是一个很痞的词，有破坏性。打群架叫“查架”，“查”输了自不待言；赛霹雳舞叫“查霹雳”，“查”不过得把片鞋(懒汉鞋)留下，所以“查霹雳”的腰里总别着一双备用；比吉它叫“查琴”，若技不如人，须当场亲手砸碎自己的吉它。
　　后来我也砸过吉它，但不是因为“查琴”。我没有争竞心，日后琴技长进，够上草坪了，也不过是个偏安型选手。
　　是夜明月如烧饼，我在空无一人的未名湖畔引颈高歌，以万象为听众以天地为舞台，而吉它就是我的来复枪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没一会儿湖对岸就有人高声叫好。我突然自我发现，觉得污了人家清听，遂狼狈逃窜。奔回宿舍，弟兄们正做好鼾声。我钻进被窝窃笑不已。
　　那时还不兴勤工俭学，大一暑假，我托人从广州带回一把红棉琴，六十块，牙缝里抠出来的。我弹过的十多把吉它里，数这把好，五楼弹，一楼能听见，声音却极柔，一点不霸道。曾有人拿一把电吉它央我换，我没换。可惜，南方的木头不服北方的水土，没一年，就开胶变形，终于被我砸了。这是后话。
　　八九年初，大二寒假，经历过一次绝望的爱情之后，我把自己流放在北大43楼，守着空无一人的楼道独自过年。每天吃最差的饭菜，睡最少的觉，全部时间都在疯狂练琴。弹吉它的人都知道，想提高，必须“扒带子”，就是把一首歌连续放上二三十遍，细听其中吉它的弹法，分解成每一个音符，再在自己的吉它上照着弹出来。我猫在宿舍“扒带子”，就像剑客闭门练剑，忽喜忽悲，忽而手舞足蹈，忽而若有所思，沉浮于天堂地狱之间。我宿舍的蜡烛，早晨四点以前从没灭过。
　　到开学的时候，我已失了人形，像某种啮齿类动物，怕光。但感觉极充实，仿佛吉它是我，我就是吉它，已经合二为一了。我读过不少武侠小说，全都津津乐道于“人剑合一”，只怕作者还没我懂。
　　这时，吉它就是我的剑，就是我的来复枪。后来，在那些梦魇般的日子里，只要摸摸兜里有烟，手里有吉它，就无所畏惧。

      贾岛诗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”，我开始替人打抱不平。有个同学失恋，拉我喝酒，喝过午夜，便扛着吉它跑到人家女生窗下唱歌。他唱，我弹，一首接一首。起初凄清无比，后来周围女生宿舍的窗户都打开了，有叫好的，有骂的，更多是静静地听。同学，此时已全然忘了失恋，俨然帕瓦罗蒂，歌喉婉转，得意非凡。终于，那扇紧闭的窗“嘭”地推开，一盆冷水倾泻而下。
　　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女生们看我的眼神，像发现了史前动物，使我受惊若宠。
　　没过多久，就轮到我跑人家窗下主唱了。我抱着吉它，感觉上像西部片里带着枪去决生死，大有“风萧萧兮”的悲壮，准备醍醐灌顶，或被保安拎走。弹吉它的，大概都是夜游神，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正聚集起一支队伍。起初是独唱，不久重唱，后来齐唱，最后变成大合唱。当时已是夜里两点，隐约看见我爱的女孩在窗后徘徊，我的心像喷泉起起落落。我盼她下楼来，我抱她，给她唱最好听的歌。但她终于没有下来。作为谢幕，我抡起来砸碎了我的吉它，最好的那把。
　　砸一把琴易，忘一个人难。
　　顺便说一句，当时站在我身边的，有洛兵，今天已成为京城有名的歌词作者。
　　就这么唱了四年，就这么唱到了毕业。我们集体来到火车站，不分昼夜，走一个送一个；送走一个，我们的队伍就少了一个。每次，我都抱着吉它跳上月台，带领大家唱那些已经唱了千百遍的歌，为那车厢里的人送行。那时，我们的歌声响彻云宵，引得全火车的人都探出头来。送别的时刻，每个车厢都在哭，只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笑着离开的。
　　后来，有同学来信说，火车一开动，看不见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，而脸上犹带笑容。
　　整整送了三天。到第三天晚上，剩下我们两个送另一个。我再也弹不动也唱不动，走的那个就说：“好兄弟，不用了。你弹的唱的，我都听见了。”送走他，我摸回家，一睡就是一圈。
　　最初工作的时候，同事去唱卡拉OK，我并不点歌，而是向台上乐队借一把电吉它，唱我自己写的歌。后来，我渐渐嫌麻烦，也开始用那劳什子话筒，在伴奏中摇头晃脑了。这世上有的是战士，但拿一辈子枪的少；吉它手也一样。
　　甚至，我的感觉也开始变成木头。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玩，碰到另一个小伙子，学生样，长头发，神情和善得像只食草动物。朋友拿出吉它来让我们玩，那食草动物就唱了首歌，叫《冬季校园》。当时，因为我觉得他吉它弹得一般，对这首歌也没上心。彼此随便扯了些淡，聊了些流行音乐，就告辞了。我甚至没记住他的名字。
　　不久，我就在电视里看见他了。这食草动物居然叫老狼，情意绵绵地大唱《同桌的你》。我一下就喜欢上了，恨不得马上买下他的所有磁带送给所有的人。那首《冬季校园》，由于唱片公司的纠纷，后来给别人唱了，感觉上没老狼唱得好。但我还是感到极惭愧，由于渐渐远离音乐，在最初我竟与他失之交臂。失去一双音乐的耳朵，总归是从失去一颗音乐的心灵开始。
　　作为补救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约采访。我们像模像样地聊了一上午，搭上一顿午饭，最后，我终于承认，我跟他不再是一“部分”了。但我还有点不服气，决心搞一个关于“校园民谣”的报道。我又回到北大，找新一辈的学生吉它手聊天。最后他们却说：“你的吉它弹得不错，但你说话有点硬。”
　　什么叫“有点硬”？是话里话外有点摆“老”资格？还是又犯了北大人妄自尊大的臭毛病？或者是连珠炮式的提问，像“焦点访谈”里那些审判官似的记者大人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你越虔诚地想接近某样东西，你反倒离它越远了。我是变“硬”了，不是骨头硬了，也不是心硬了，而是由于缺乏音乐的滋
润，灵魂变硬了。我依然敏感，但已不是分辨吉它的和弦，而是更能听出社论宣言里的弦外之音。朱熹说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曾经，音乐就是我的活水，而现在，我正无可奈何地目送它一去不返。
　　“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return.”我想起在一部美国片里，玛丽莲.梦露坐在船头，唱这首《无归河》。
　　我还是一个吉它手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，直到前几天在朋友家里聚会，恰巧有一把老吉它，他们叫我唱歌。但是很尴尬，弦也校不准，歌也忘词儿。他们就安慰我说：“你不妨把你弹吉它的事写出来。”
　　我梦见了天堂。天堂门口，有两队人等着觐见上帝，一队战士，一队吉它手。这时，天堂的看门人说：“战士，亮出你们的右手；吉它手，左手。”我知道，他想检查这些人手上的老茧，以防有人蒙混过关。拿过枪的，右手有茧子；弹吉它的，左手食指和中指指尖，也必有老皮。
　　轮到我了，我向他伸出左手。我猛然发现，我的指尖，一点老茧也没有了，倒是细皮嫩肉的，像个作家。